中国企业家封面报道：双雄早衰 什么力量，让新能源变老？ 两家迅猛崛起的明星公司， 缘何以同样的速度坠入深渊？ 政府主导式的创新， 能从这场代价昂贵的游戏中学到什么？ 【《中国企业家》】“现在在这段时间，你要我说什么？”9月底的一天，尚德电力控股有限公司执行董事长施正荣的声音沙哑而疲惫，电话接通时，他正在无锡至上海的高铁上。 连日来，这位49岁的昔日中国首富一直在为尚德电力—全球出货量最大的光伏企业的生死存亡而奔波。下半年，他连续写信给江苏省政府高层和国务院领导人求救，但得到的反馈并不乐观。尚德负债累累，市场却增长乏力，美国与欧盟的光伏“双反”令这个光伏帝国摇摇欲坠。 施正荣并非第一次陷入困境，回国创业11年来，他不止一次遇到麻烦。但他承认，没有哪次像今天这样命悬一线：债务庞大、持续亏损、高管纷纷出走、美欧双反……“内忧外患”是尚德的最佳注脚，“我自己也不知道明天在哪里。”他告诉《中国企业家》。 证券市场也见证了这家中国明星公司的跌落。尚德电力(NYSE:STP)在纽约证券交易所(微博)的股价已由2007年底最高每股86美元，一路下跌到目前低于1美元。由于截至9月10日股价连续30个交易日低于1美元，尚德收到了纽交所的退市警告。 相比尚德，位于产业链上游的光伏行业另一巨头赛维LDK处境更加凶险。这家以高速扩张著称的光伏企业不得不为它的进取心埋单—其负债率高达惊人的93%(截至6月30日)，这让它背负了巨大的偿债压力。仅在今年，赛维就将有大约20亿美元债务到期，但截至6月30日，其手头现金和现金等价物只有2.962亿美元，破产之忧更甚。 过去十年来，如果有一个行业笼罩的光环能与互联网相媲美，一定是光伏；如果有一个行业的造富能力能与互联网相媲美，一定是光伏；如果有一个行业吸引资本的能力能与互联网相媲美，一定是光伏；而如果有一个产业激发地方政府的追逐热情超过房地产，一定还是光伏。尚德与赛维曾经是这个朝阳产业中生命力最旺盛的两家代表性企业，可并称光伏“双雄”。两家企业的创始人—施正荣和彭小峰都是新生代企业家，他们本人，及其所创建的公司，对行业前期发展起到了标杆作用。 如今，“双雄”跌落神坛，生存堪忧，其中自然有创业者个人的决策失误与性格缺陷，但对一个只有十多年历史的新兴行业，两家起步早、实力强、追捧者众的公司迅速“早衰”，却凸显了这一行业不同寻常的畸形状态。 中国光伏行业面临的是一幅悲喜交织的奇幻景象。喜的是，短短几年间，中国光伏产能占到全球一半以上，全球前十大光伏组件生产商中国包揽了前五名；悲的是，在欧美提起反倾销诉讼的大背景下，整个光伏行业陷入大溃败，几大巨头都接近资不抵债。这实际是在为产业爆发期积累的矛盾埋单，一方面，政府鼓励光伏企业高速发展；另一方面，国内市场在上网电价、并网等问题上迟迟未有大动作。 产能扩张的无序与失控，以及由此带来的国际反弹，最终成为压倒“太阳神”的最后一根稻草。“如果这次欧盟反倾销立案，最终变成一个征收高税率的定案的话，对中国光伏产业影响是巨大的。可能会引起50%—60%的企业破产倒闭。”常州天合光能CEO高纪凡在今年夏季达沃斯论坛上表示。 如今，尚德与赛维的命运已不掌握在施正荣与彭小峰手中，而是取决于政府、银行的支持力度。令人感叹的是，他们创业之初的命运，同样掌握在这两者手中。“他们演绎了中国新兴产业泛滥的一个悲剧。”无锡市政府一位官员向《中国企业家》直言，企业走到现在，政府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大凡成事，半由天命，半由人力”，曾国藩与太平天国作战屡战屡败时曾如此感叹，而这一轮光伏悲歌，看似也是天命与人力的叠加。不过，叩击业内人士心灵却不便明言的一个疑问是，政府到底应该在推动新兴产业发展方面扮演怎样的角色？2006年，尚德登陆纽交所之初，本刊曾探讨过自主创新的“无锡模式”，我们认为当整个中国，从政府到企业都在为自主创新具体路径寻寻觅觅、上下求索之时，尚德明星般的崛起，可能意味着一种尚未完全发育成熟的、支持高科技企业自主创新的模式已然浮现。而对“无锡模式”的简单理解是：一个开明的政府，找到具有资本和商业管理意识且有名望的人或组织来代表“政府”，把各种资源，包括政策、资本、技术、市场整合在一起，支持企业，然后功成身退(详见本刊2006年3月封面文章《首富，政府造》)。但是，六年之后，我们不得不反思这种模式中的天然缺陷：“功成身退”很难，“前仆后继”却往往成为潮流—当中国600多个城市把光伏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多晶硅炉如同当年大炼钢铁一样遍地开花时，结果不难预测。 被政府有形之手催熟、又迅速衰落的产业又何止光伏行业？类似故事曾在生物质能、风电和LED等众多新兴产业反复上演，“接下来，风电和LED行业都可能出现双反。”上述人士说，如果说创业家有错，那政府之手的错更大。 更尴尬的追问是，如果说举政府之力打造一个产业不对，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印度却存在很多相反的例子，为什么他们的成功几率却高得多？ 进退两难 对于规模庞大、员工数万的它们，所遭遇困难已远非创业之初地方政府略施援手就可以解决 9月14日下午，无锡市高新技术开发区尚德总部，下班高峰期的p2工厂内空旷萧条，只有少数管理人员偶尔经过。保安严阵以待，警惕地打量着过往路人。夜幕逐渐降临，员工宿舍区一片漆黑，静得让人不安。 这里是尚德电力的电池工厂，施正荣颇为骄傲的冥王星电池就在这里生产。自9月以来，它已经完全停产。 与p2隔路相望的p3工厂却是另外一番景象。同在无锡高新区的无锡市先导自动化设备公司十多名员工围堵在工厂门口，一辆红色加长卡车横在大门外，把工厂大门堵得死死的。现场交警、公安、保安数十人紧张地维持秩序。 无锡先导自动化设备公司一位副总裁正在与尚德相关采购负责人“对峙”，讨要拖欠了一年多的2000万元设备款，“尚德不仅不还款，还不再与我们合作，把先导的技术交给无锡另一家同行去做，一台设备(主要是上料机和下料机)进价就便宜了接近20万。” 这位副总裁称，施正荣正想尽办法压缩成本，而他们担心尚德会破产。同在场的一家与尚德合作的劳保公司也有同样的担忧，他们表示已停止对尚德供货。 赛维也在经历同样的痛苦。江西新余市郊，赛维LDK的马洪硅料基地已经安静了好几个月时间。这里曾是全球单体规模最大的硅料生产基地，仅仅一年多以前，这儿还是人声鼎沸，赛维从新余、南昌，乃至全国其它地方招来的数千名年轻人日夜忙碌，如今却如一片寂静的废墟。 “从年初就开始裁员了。那时候领导开完会和大家说，能找工作的赶紧离开，公司经营不下去了。”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赛维员工回忆。 如此严峻而难堪的局面，他们在创业之初也遇到过，当时施正荣透过自己的办公室窗户，注视着拆工厂机器去卖的员工。而赛维在纽交所上市仅4个月，就因为一位离职员工的检举信，招致股价腰斩，并面临股东集体诉讼。即使是金融风暴来临，遇到困难的尚德体量尚小，无锡市主要领导协调当地银行几十亿贷款便让尚德渡过难关，赛维也因资金紧张将1.5万吨多晶硅项目15%的股份作价15亿元转让给江西国际信托，后又成功赎回。可今天，对于规模庞大、员工数万的它们，所遭遇困难已远远不是地方政府略施援手就可以解决的。 现在，两家企业不仅所需资金上百亿计，更大的问题是，光伏市场相比2008年产能更加过剩，萧条已持续近两年且短期恢复无望，而上一次危机仅半年时间市场便复苏，需求甚至一度暴涨。“2008年，施正荣的状况只是看着困难，因为2006年上市后资金充足，因此动不了筋骨，而今年的困难是真困难，已经奄奄一息，他还能不能翻身，完全不好说。”上述无锡市政府官员透露。 摆在施正荣面前最大的难题是，至明年3月，尚德到期短债高达15.75亿美元，可转债达5.11亿美元，总计20.86亿美元，这个数字是尚德2011年全年营收的七成。他必须在最短时间内为这些债务找到“买家”，甚至为此进行企业重组。 “赛维、尚德为什么今天会遇到这么大的困难，因为他们的债务太高了，看他们欠多少钱就知道了，赛维是中国所有的太阳能企业里面欠钱最多的，排名第二的是尚德。” Solarbuzz中国分析师廉锐告诉《中国企业家》。 最主要原因是光伏市场增长放缓前，尚德、赛维连续负债扩张。仅2011年，尚德就将光伏产能从1.8GW扩大到2.4GW，而增加的0.6GW相当于国内2010年光伏并网发电总的装机容量。结果，去年尚德电力净亏损达10亿美元，赛维则亏掉了54亿元人民币。 美国芝加哥一家贸易公司负责人向本刊描述了他眼中的尚德，“现在市场上对尚德的理解是，尚德早晚要破产！这个概念对不对不知道，但给人的印象是尚德正在走向自杀。” 他说，2011年美国对中国光伏产业开展“双反”，受美国惩罚性进口关税的影响，尚德等企业利润急剧缩水，很多小企业猝死。当时驾驶尚德在高速路上飞驰的施正荣并未因此刹车，尚德一度进行自杀性销售，赔本的同时扩大产能，这直接加剧了尚德目前的困难。 更严峻的是欧盟对国内光伏产业的双反调查。尚德公关经理张建敏对本刊表示，欧洲市场占尚德销售的45%，美国占20%，其它包括中国、日本、中东、非洲等地区占30%多。欧洲若启动双反，则是对尚德的致命一击。 不仅如此，印度业界正向印度反倾销局申请对原产于中国等地或从中国等国家和地区出口的太阳能电池组件或部分组件进行反倾销调查。而对印出口太阳能电池组件的企业中，尚德的出口量最大。 为了渡过难关，在9月中旬召开的赛维LDK股东大会上，赛维宣布已向所在地新余市政府转让了一部分房地产物业和土地使用权以筹集资金。而更早的时候，新余市政府还被指以财政收入为赛维的信托贷款兜底，江西省政府有关部门也曾牵头国开行江西分行等机构提供过20亿元的周转贷款。 所有这些不过是杯水车薪。“一个几百亿规模的大洞，靠这么点小补丁就能补得过来吗？”一位光伏业内人士无奈地摇摇头。“要知道，整个新余市的财政收入一年也就一百来亿。” 燃烧的欲望 冬天的痛苦，是在为夏天的错误埋单 虽然行业处于低谷，不过作为创业者，施正荣和彭小峰在上升期的几个关键时刻做出的错误决断，是他们在冬天感觉格外寒冷的重要原因。 施正荣性格比较内敛，一位光伏专家告诉本刊记者，十年前施正荣刚刚回国创业，他专程前来拜访，设宴款待之余，为了活跃气氛，不知哪一位提议让这位“洋博士”唱首歌，“小伙子很腼腆地唱了一首歌，很不好意思。”但是随着尚德光环越来越耀眼，他也逐渐对各种场合都能应付自如，在几千人的大会上唱锡剧也能有板有眼。 很多人接触施正荣后，都觉得他更像一个科学家，而非一个成熟的企业家。施正荣对此并不抗拒，他甚至一直非常享受科学家的身份，以及由科学家向企业家“跨界”的感觉。 “中国对世界光伏产业做出了很大贡献，而我们让这个产业的发展过程缩短了不止10年。”施正荣对于十多年所取得的成绩依然充满骄傲。 他被国外媒体誉为“太阳神”，常说自己三分之一的时间用于到各地宣讲新能源是人类的未来，还热衷于在各种高级别论坛与学术会议上抛头露面。2009年，尚德刚度过一次危机，施正荣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便表示，自己并不需要反思，“我从来都是这样，我不是企业家，我是科学家。”施正荣承认，自己的时间分给了三个角色—企业家、社会活动家、科学家。 然而，他恰恰也为声名所累。产业红火时，每个月都有来自国内外的新能源企业、专家、官员参观尚德，一天有好几拨，“尚德都接待烦了，但没办法，声名在外嘛。”一位无锡市经信委太阳能光伏产业推进办公室负责人对《中国企业家》表示。 对自身角色与定位的不明晰让施正荣的决策往往充满矛盾，时而过于超前，时而又过于短视。“这个行业一般要看得很远，但我还要处理眼前的事情，眼前有订单我要处理吧？眼前还这么红火是不是？”面对本刊记者对于为何不更早做出停止扩张、裁员等措施的追问，施正荣在2009年底曾如此解释。 2005年，施正荣曾在上海投资薄膜电池工厂，很快就由于多晶硅价格暴跌而被迫关闭，损失5000万美元以上。2006年的多晶硅是香饽饽。施正荣几乎软磨硬泡，天天和MEMC公司CEO通电话，才签下为期十年、价值60亿美元的采购大单。当时有高管提出反对意见，认为协议价太高，但施正荣认为这是决定成败之举，拒绝了该高管的意见。之后的故事已为外界所熟知，由于多晶硅价格暴跌，施正荣无奈以2.12亿美元违约金终止与MEMC的合约。但他并不承认这是自己战略失误，而是将之归结为金融危机的不可预测。 金融危机后，施正荣又投资控股了欧洲环球太阳能基金管理公司(GSF)，这家公司为尚德2010年利润做出了重大贡献，让施正荣引以为豪，但今年7月底爆出的GSF反担保骗局，则显示出交易的复杂性，甚至可能让尚德蒙受重大损失。 接近施正荣的人士则向本刊表示，很多内部人对施正荣的评价是他是一个好的科学家，但不是一个好的CEO，不是一个好的企业掌舵者和领军者。在大局未稳时，过去几年施正荣似乎有些兴奋，过早将精力放在了经营以外的地方。 施正荣够“洋”。他英语流利，视野开阔，打造了光伏行业堪称最具跨国公司气质的团队。而性格同样内向的彭小峰则够“土”，他毕业于外贸专科学校，做劳保用品起家。与施正荣的“长短线失焦”相比，彭小峰更像是一个“机会主义者”。2004年他决定进军光伏行业时，还不到30岁，这个年轻人急切寻找新的金矿，“他考虑过房地产，甚至炒股，但后来一一排除。”一位熟悉彭小峰的人士透露。 实际上，光伏上游的硅片领域，对彭小峰而言还是一个传统产业，要政策、建厂房、买设备、招工人，在行业草莽期，彭的外贸生产经验让其在光伏行业运营中如鱼得水。他一直采取最激进的策略，希望从起点就将所有潜在的竞争者远远抛在身后。这也是彼时笼罩业界的气氛，所谓“拥硅为王，达产成金”，他确实领先了好几年，赛维的硅片产能一骑绝尘，两年后公司在纽交所上市。 后来对赛维造成重重一击的硅料项目启动于2008年。彼时，硅料这个最上游环节几乎完全掌握在国外厂商手中，并占据了产业链上70%的利润，多晶硅价格最高达到每千克400美元以上，彭小峰野心勃勃要打破这一僵局。 尽管属于产业链的不同环节，但再向上游走，多晶硅制造属于化工行业，对彭小峰而言则是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而他依然希望复制此前在硅片产能扩张上的成功，他的多晶硅项目当时全球规模最大，投资额达到了惊人的120亿元，其中绝大部分来自于银行贷款。 然而，事实证明以他制造业的经验难以驾驭化工项目，多晶硅项目至今成为一个无底洞。彭小峰还在2008年投资苏州百世德薄膜电池和组件项目，2010年在合肥投资组件项目，也多是机会主义的跟风之举，但幸运没有永远站在他的肩头，这些并不算成功的投资，像是不断被捆绑上赛维这艘巨轮的海藻，令它的引擎逐渐失去动力。 谁绑架了谁？ 有形之手催肥了产业，却只能加剧市场的难题 “困难的时候，找领导多一些。”施正荣告诉《中国企业家》，他正在为企业生存做出各种努力。 然而，地方政府的心态相比施正荣刚到无锡创业时又复杂了很多，“施正荣一有问题就给‘大领导’发短信，领导被他搞得烦得很。”上文中匿名的无锡当地官员称，目前无锡市政府内对尚德的态度分为两派，继续支持者有之，认为遵从市场规则让其自生自灭者也有之。 然而，光伏从来就不是市场化的产业，无论尚德还是赛维走到今天都与政府之手密不可分。“我回国创业时，包括国内教授都不知道光伏这个词。”施正荣告诉本刊记者。一个广为人知的桥段是，11年前的一场报告让无锡市政府看上并决定让他这个科学家来当老板。 初创尚德，除了一腔热血和满腹知识，施正荣只有40万美元。无锡市政府用类似行政命令的方式，让当地8家国企凑了650万美元入股尚德，他们甚至做好了“这钱就这么打了水漂”的准备，可最终证明这是一笔相当合算的投资，当然，如果它们能陪尚德走完上市之路，收获会更多，但同样在政府支持下，国有股于上市之前退出。 彭小峰与政府的接触也很主动。“他有一种把不可能的事情做成的魔力。”一位光伏分析师曾如此评价彭小峰。创业时，据说仅仅半小时，彭小峰关于“世界级光伏企业”的梦想就打动了时任新余市市长的汪德和，他获得了土地和电价的优惠政策以及2亿元配套资金。 早期的光伏英雄都曾是当地政府的座上宾，政府需要政绩抓手，光伏产业既是新兴产业，又能解决大量就业，双方自然一拍即合。而企业有了国际影响，双方实际上已经是互相捆绑的关系。 2011年，无锡市整个工业领域的产值是1.5万亿，尚德占了近300个亿。一位地方官员分析，对无锡来说，尚德产值的政治意义远大于经济意义。“你要是比其它工业，无锡在全国不一定是数一数二的，而若比光伏，尚德世界第一，这大大满足了无锡市政府的虚荣心。” 好大喜功往往一发难收，地方政府希望企业快速做大，甚至会给出具体扩张要求，这也绑架了企业家，为投其所好，他们开始像个驾驶员一样开足马力，全速超车。 尚德与赛维的崛起刺激了其他地方政府。尚德上市后半年，全国上百个城市建立光伏发展基地，试图复制无锡模式，这其中夹杂了大批来自服装、纺织、印染等领域的企业。他们大多没什么核心技术，仅仅通过采购原件、部件组装即投入市场。 “这个行业好进不好退，企业即便在艰难时刻，政府也不让其淘汰，扶持它扩大产能，所以整个行业产能下不来。”上述政府人士告诉本刊，光伏产业正是这样由政府催肥后陷入僵局。 美国政府几年前注意到了中国光伏产业对美国市场的冲击，四五年前，美国对华光伏双反苗头隐现，而选择性失聪的地方政府并没有及早做出反应，帮助企业清除路障，数千家光伏企业也未意识到减速必要。关于补贴，即科技政策算不算补贴的问题，直到去年年底商务部才给出明确说法。 对于尚德危机，无锡市科技局一位官员认为，首先就是企业扩张太快，地方政府希望它迅速做大，国家也给了很大荣誉，这让企业不能按客观规律办事，“政府的这一点很要命，这也折射了中国企业发展兴衰史。只是对尚德来说，这个兴衰太快了。” 其实，在尚德由小变大、由世界第一变成接连不断的破产传闻主角后，地方政府与尚德之间的关系就发生微妙变化，由过去的无条件全力支持，变成有条件支持。“政府撑你，你自己怎么打算？你不能说完全靠政府，你自己要拿出一个目标和态度来。”上文中当地官员不满地告诉《中国企业家》，施正荣不是穷光蛋，政府希望在帮助尚德的同时，施也能从自己的财富中拿出一部分钱，但施没有明确表态，“似乎宁愿让公司破产”。 《纽约时报》首席记者安德鲁·罗斯·索尔金在其新书《大而不倒》中，展现了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时，个别金融集团庞大到可以影响系统性风险，从而使美国政府陷入被迫救助的困境。而在种种呵护之下，经过一轮轮扩张，施正荣和彭小峰也几乎把尚德、赛维做成了“大而不倒”。企业快速做大也拥有了一种绑架政府的能力，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保证安全。“他现在的主要想法是，我有这么多的职工，你不救我，就要关门了，变成了这样的事。” 赛维同样如此。从财务上看，依赖负债实现扩张的赛维已经无力支撑。但是，这家新能源标志性企业不会简单地遵循市场经济优胜劣汰的自然规律。它不仅是新余市的一张名片，还是江西省第一家美国上市公司和第二大纳税企业，赛维还拥有2万多名员工，涉及到社会就业与稳定。 但裂痕几年前就已埋下。2009年是国家启动金太阳工程第一年，尚德在对整个工程资金、回报周期等情况不太了解的情况下申请到了1100千瓦洛阳师范学院太阳能光伏建筑应用项目。然而，它并未按工期推进，第二年就因为“无法实施”进了取消名单。有知情者称，施正荣非不能之，是不为之，因为当时卖组件比金太阳工程赚钱，“施正荣根本看不上国内市场。” 这位官员称，尚德的事情让无锡整个金太阳计划受到了影响，2012年没有获批一个金太阳项目。结果搞得省发改委、国家发改委“很有意见”。对于尚德来说，也丧失了开启国内市场的良好时机。 光伏只是最为极端的例子。近年来“新兴产业”概念泛滥，很多地方政府热衷于做各种规划。但规划从头看到尾，只能看到要把产业做到多大规模的目标，对于产业的具体指导、上下游配套等具体计划则完全欠缺，“这称不上规划书，只能称得上是愿景书。”上述无锡市科技局官员感叹。 对于光伏等新兴产业，以政绩为目标的地方政府犹如猎食者，一番兴衰之后，地方GDP增加了，留下的却是一片狼藉。 终极等待 即使这一次能幸运地拿到诺亚方舟的船票，光伏巨头也需要警惕“政府依赖症” “大家都在等着对手先死掉，你死掉了你的市场就是我的，说白了就是这么回事，看谁死得最晚，撑到最后的就活过来了。”一位光伏行业专家如此分析当前局势，就是看谁的那口气长。 2011年，美国双反立案，为了维护形象，施正荣坚持增加产品出货量，客户有需求便尽量满足；彭小峰同样选择逆势扩张，他在去年新成立了9家公司，包括4家生产公司和5家销售公司。彭的逻辑就是要做强，先做大，哪怕现在市场不支持。 这样的规模崇拜与价格血拼，依稀有家电业发展初期的影子。正如该行业人士所说，光伏产业其实是披着高科技外衣的制造业，近年没有重大技术突破，而竞争拼的主要是成本，只有扩大规模才能降低成本，可扩大规模又无异饮鸩止渴，这恰恰是产业还不成熟的标志。问题是，这个产业“像从幼儿园突然间进大学一样，在政策扶持下长得快得不得了。” 可以参照的是，日本、韩国、印度等亚洲国家也都曾举政府之力扶持某个产业，却很少陷入类似困境。它们的经验是，更多出台普适性鼓励行业发展的政策，而非由地方政府支持本地企业，且在实施过程中十分重视产业政策不妨碍经济规律发挥作用，无论是资金支持还是人才培育，日本、韩国政府都十分注意，核心是为企业提供相对稳定的市场。 而在国内，地方政府对许多产业往往不惜代价支持，其实，也不能单纯谴责其盲目而不顾经济规律，因为他们抬头向上看，新兴产业的政策往往晦暗不明，只能自己试探天花板的高度。以光伏为例，产业过热的预言从行业进入高速发展期就如影随形，可只有领军者重重撞上欧美双反，濒临毁灭时，调整才显得迫在眉睫。 时过境迁，由于光伏全行业亏损，新余市已将重点发展产业转移到了户外照明、装备制造和生物医药，而无锡则将重心转为物联网，“你觉得物联网很有前途吗？可能是，但说白了政府看重它还是因为这个东西出成绩啊。”一位当地商界人士慨叹，政府是不会反思的。 当下，等待救赎似乎成为光伏“双雄”唯一的选择。业界曾曝出尚德将被无锡国联重组、尚德拟发债券等传闻。对此，花旗银行环球投资银行中国部董事冼柏昌认为，尚德不太可能发债券，因为这种财务状况没有投资者会认购。 9月底，无锡市市长朱克江到尚德现场办公，给施正荣带来了几个月以来唯一的好消息。无锡市政府通过协调金融机构及出台政策，拟帮助尚德电力走出危机，中国银行(2.74,-0.02,-0.72%)已发放首批2亿元资金。 赛维的救赎之路在哪里？尽管赛维新闻发言人李龙吉对外界否认公司被国有化的可能，但平煤神马集团、江西铜业(22.40,-0.05,-0.22%)等地方国企纷纷被传与其接触。“中”字头央企与赛维的绯闻更是惹人联想—在这份赛维抢救者的企业名录中，中国节能环保集团公司、中国电力投资集团、中国中材集团和中国建材集团等都赫然在列。“中电投和中节能现在都还在谈。”新余市政府相关人士证实。不论对谁，消化数百亿的债务都需要一个强劲的胃。 金融危机之后，出现了国有性质的新能源公司从下游向上游移动的趋势，也许再经过一轮，那些曾制造过数个“首富”的公司，会换上新主人。 赛维的结局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级政府接下来对光伏行业，以及赛维本身的支持力度。而江西省和新余市财政实力并不算雄厚。在一场即将到来的由政府主导，并将决定行业最终格局的大洗牌过程中，尚德和赛维正在等待戈多。 不过，国开行近日公布的拟重点确保授信额度的12家光伏企业(六大六小)中，富有争议的尚德和赛维还是被纳入了名单。这或许意味着，在这个很多同行要面临“末日”的时刻，施和彭可能幸运地拿到了诺亚方舟的船票。但同样令人担忧的是，这种救助是否会进一步加深光伏巨头的“政府依赖症”？ 分析人士认为，更重要的是，光伏产业目前正面临深度洗牌，若各地政府都像无锡这般力挺到底，将会严重延误行业的调整，令市场难以新陈代谢。地方政府若对光伏产业的发展介入过深，很可能将这个行业推上不归路。 无锡市政府一位工作人员称：“政府要救施正荣也不是为他个人，尚德代表的不仅是一个企业，还是我们地方政府的面子。”不过，在接下来的残酷淘汰赛中，决定最终结果的因素还有很多，“国家只是拉一把，帮助渡过难关，接下来还得看企业自身。” “这个行业肯定是要整合的。”施正荣仍然寄希望于政府的政策，“我们现在遭遇的不是资金、技术、成本问题，是政策问题。政府应该引导这个产业。如果投资者和消费者可以直接交易，我相信太阳能在国内一定更有市场。” 彭小峰在电话中也永远信心满满。“光伏现在情况确实不太好，但产业好转以后，依然有很多机会。” 几个月前，他曾对媒体表示，现在行业看赛维，就像十年前看乔布斯。 果真如此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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