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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传志:我也关心国家大事 不愿意也不敢乱说

热度 2已有 1256 次阅读2014-1-16 20:30 |个人分类:文摘| 柳传志, 国家


    企业家在改革开放中是最大的受益者之一,有责任更自律,并用实际行动带动同行,让这个社会空气更湿润。

    财新记者:在关于企业家应该有什么样的政治角色和个人使命的讨论中,你提到在商言商,当时引起很大的争议。你一直是一个有大关怀的人,请你谈谈到底怎么看待企业家的角色?

    柳传志:我那次说在商言商,不是在一个公开场合,而是在内部场合说的,因为当时我觉得政府在意识形态方面态度还是比较强势。

    作为一个企业家,我首先关心自己的企业,我当然也关心国家大事,但是不明白的事,我确实是不愿意乱说,也不敢乱说。我既不愿意说违心话,也不愿意说让自己受伤害的话。最好的做法,就是把自己的企业做得最好,能够为社会增加更多的就业机会,多交税收,诚信经商,用实际行动去带动同行。我觉得这是我们的本分。

    财新记者:现在大家都特别喜欢谈政商关系,其实就是政府和企业的关系,或者说政府官员和企业家的关系。一个企业家在处理这个问题过程中应该怎么把握分寸?

    柳传志:政府制定规则,大家都按照规则去做,这个时候跟政府的关系就比较好处理。

    我在香港那几年,就感觉不到政府的存在。实际上,跟我打交道最多的是银行,感觉不到政府来检查你,也感觉不到政府来帮你,大家都全按照规则做。

    所以正常情况下,最好就是政府通过宏观的调控手段,把政策引导到更符合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大方向,而不是在具体某些地方老是不断出手干预。政府简政放权,这是理想状态。

    在没有做到理想状态以前,企业家还是要跟政府、政府的工作人员打交道。我觉得一是要尊重政府、尊重政府工作人员。

    我跟我们的员工讲,当面对政府工作人员的时候,最起码有一件事要明白,他们担着很大的责任,工作也非常辛苦,但是他们的实际收入可能比我们要少得多。政府里面的贪腐分子另说。也有很多官员,做事负责任又很清苦,企业需要尊重他们,也要注意在允许的范围内搞好关系。

    但是不能过头,过头了就会出事。比如像政府采购,企业跟官员有了过近的关系,就会弄出问题来。

    今天,当联想做到了一定规模以后,我们就努力把这些事尽量避免开。但是一些小企业,有的时候受到挤压,我知道也确实是有的,好像有点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感觉,是很痛苦的局面。

    财新记者:最近宗庆后被“断指”的事件,对民营企业家心理冲击很大,应该怎么看待现在民营企业家“用脚投票”的现象?

    柳传志:中国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有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贫富分化。但是对贫富分化也得进一步分析,其中有一种富人,他是用不合法的手段获利,这些人我觉得值得痛恨。但民营企业家本身不能成为贫富分化的罪人。

    宗庆后遇到这个事,是个很不幸的事情,其实是社会空气浮躁的一个表现。一个人找不到工作了,心里烦躁,找到宗庆后,上来就要工作,不分青红皂白,宗庆后说不,他就拿刀剁。人家连大夫都剁,你企业家还不一样剁吗?剁大夫就更没道理了,只能说明社会的空气浮躁。应该讲企业家本身在改革开放中是最大的受益者之一,所以企业家其实应更有责任、更为自律,让时下社会空气更为温润。

    即使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办事,两极分化还是会继续拉开的。在企业做好了、增添了更多的社会财富以后,所有人的收入都会增加,但贫富差距还是会加大。这个时候,可能还得需要通过政府的手段,在二次分配中进行再调节,把富人的一部分财富转移到弱势群体去。

    但是,我认为今天中国的税收已经相当高了,也有若干地方有重复收税的情况。关键在于,政府把税收上去了以后怎么把它用好,我觉得这是政府应该好好研究的。

    财新记者:改革开放30多年,成就了很多企业家,第一代企业家现在也都面临交接班的问题。联想在接班人上有什么经验可以分享的?像新希望的刘永好等人都选择将事业交给子女。可是你的女儿没有在联想。

    柳传志:我们公司从刚成立起就做了规定,不许子女进公司。那不是今天定的,家里的孩子也不会有怨言。

    我很早就感觉,年轻的同事要早点上来。

    30岁实际上已经是一个能做很多事的、应该是很成熟的年龄段了。22岁大学毕业,假定不读博士,读两年研究生24岁,六年的工作经历,如果好好做六年,就能够挑大梁。杨元庆就是29岁就挑了很大的梁,所以要早点在人才这方面有所部署。只要你有一个真正能领军的独当一面的人,你就可以打开一块新的业务。这样企业的人才储备就会很充分,其实好的行业、好的业务多得是。

    所谓尽早部署,比如我60岁时,自认自己还能工作的时候,就开始布局。布局的时候,就是往后退一步,让年轻的同事担任主要职务,我在边上站着看。他们在一起合作,配合得挺好,那我退休的时候,就没有什么担心的事;假定配合得不好,我们两三年到期,可以评审一次,重新再调整。在这中间,都是出不了大乱子的,因为我自己还能够工作,真不行我还可以顶上去,还可以调整一段。

    如果一定要到你非退休不可的时候,再临时去换人,让他们临时在一起,还没有磨合就去配合,那我觉得可能就会出问题。

    我跟同志们当玩笑似的说过诸葛亮的故事,诸葛亮身体不好的时候,他已经知道自己身体顶不住,完成不了刘备的大业了,他就应该早点让姜维这样的人出来挑大梁,他在边上站着看。如果他还要鞠躬尽瘁,事无巨细自己管着,那就不叫培养接班人。

    财新记者:接班人的问题解决了,联想的产业战线拉得很开,为什么要做农业?

    柳传志:从必要性上讲,就是大家都觉得中国需要安全食品,这个是毫无疑义的。

    另外一个,不仅是从食品安全,单从中国人的自尊心上讲,也觉得做食品要是也不择手段的话,做企业家的良心实在是有点说不过去。

    我被人挑战过一次,被一个欧洲人。他的话说得比较重,我心里头很不舒服,回来就讲我们要做农业。我们所有的高管,包括几个总裁、常务副总裁都对这个事非常重视,而且也选择了一个非常好的领军人。

    我们研究后认为,农业实际上好好做是有盈利空间的。

    其一是当土地规模化以后,农业技术能够用得上的话,产量和产品的质量都会有很大程度的提高,包括土地改良、轮作、病虫害防治、种子筛选管理,这些东西才有可能实现;其二,当你真的能做出一个可信的品牌,老百姓是会愿意为此付钱的。

    我们进入农业,也是对“三农”建设的一种尝试。

    我们作为一家龙头企业,农民则能够形成公司性的农户,我们跟他们按市场经济的规则打交道,有点像ODM形式,按照我们给他们的要求,比如用什么样的种子、给予怎么样的技术指导,由农民进行生产。这样的农业产业化,可能也很符合中国的现实。

    农业我们是认真想做。现在食品安全很成问题,如果真的有一家做好了,没准大家就开始往上靠。当年我们做电脑的时候,我们只有占百分之二点几的市场份额,其它全是外国的品牌;当我们做到占27%以后,方正和同方是第二、第三,反而把外国品牌全挤到后边去了。我做农业也是这个想法,我们要是不打那个第一,可能中国其他做农业的公司全都上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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