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规则”与“显规则”

几年前，吴思的著作《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出版，这部以历史为解读对象的著作中，在生动、有趣地讲述官场故事的同时，作者透过历史表象，揭示出隐藏在正式规则之下、实际上支配着社会运行的不成文的规矩，并将其取名曰“潜规则”，进而指出“潜规则”的产生在于现实的利害计算与趋利避害。有人称“潜规则”一词为中国“21世纪第一词”，吴思也荣膺“潜规则之父”。

今天，从演艺圈到各行各业，五花八门的“潜规则”陆续通过网络等媒介被揭露出来，让人瞠目结舌，触目惊心。从而使“潜规则”衍生成为种种不能公开明示却又在“圈内”约定俗成、为人们或自觉或被迫“遵循”的规则。

“潜规则”在“显规则”之下，可“潜规则”之下还有“潜规则”。在社会资源的分配过程中，一小部分权势人群总可以“近水楼台先得月”，并在彼此之间交换这种“先得”的特权。如今，“潜规则”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人们极为反感，却又难以自拔。跑官要官、学校招生、公务员招录、年节送礼、各类排行……“潜规则”像癌细胞一样，逐渐向社会肌体的角角落落扩散和渗透。《燕赵都市报》的一篇文章认为，因为产生的土壤不同，“潜规则”的社会危害程度各异。比如娱乐圈里流传得纷纷扬扬的“潜规则”，不过是给人充当茶余饭后的谈资和炒作作秀的伎俩。与之相比，消费领域里的“潜规则”实属民愤极大者，它不仅侵犯某个或者某些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从更为广泛的意义上看，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其潜在的受害者。“潜规则”横行，是社会的病变，整个社会作为一个有机体似乎成了“潜规则”横行的战场。

“潜规则”之所以盛行，并不是没有“显规则”，多半是“显规则”执行不力或者是不够透明、清楚，公众对此不买账。久而久之，“显规则”成了摆设。如果这种状况持续的时间再长一些，难保“潜规则”架空了“显规则”而变得堂而皇之，那才是最可怕的。

关于“潜规则”与“显规则”的两难命题，有法学界人士指出，“潜规则”与“显规则”各有其发挥作用的领域和特点，即便某些“潜规则”具有一定合理性，但也不是“显规则”完全可以容纳和吸收的，毕竟作为“显规则”的法律或道德与“潜规则”之间具有不同的性质和功能定位。但只要不存在根本性的矛盾和冲突，面对复杂的社会生活和问题，两者之间是可以建立某种衔接机制的，这在处理复杂的社会关系与各种矛盾冲突的过程中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以操作的。

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孙怀山曾如此妙论“潜规则”——“潜规则”的大量存在与中国根深蒂固的人治传统有紧密联系。在中国，官本位思想已经存在数千年，跑关系、讲人情也是自古有之，钱权理法在中国大地上都能发挥一些作用。诚如斯言，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民主法治建设会有一个艰难的过程。